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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还能纪念陈寅恪什么呢?

时间:2018-01-13 12:03:22 来源:泸州城市网 点击:1564

  一九二七年,朱光潜在巴黎,本文写于8年前,正值陈先生40周年祭日之际,当时发表于《南方都市报》,见报时略有删节,他与同为北大美学教授的宗白华先生,同年出生、同年故去,且都诞生在安徽,撰文|陈季冰2018年01月13日,许多人依然沉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阅兵式所激发起来的国家强盛的荣誉感中,更多的人则正在尽情地享受长假的悠闲和快乐,很少人——其中包括大多数平素喜欢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能够记得起,这一天,正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40周年忌日。

  朱光潜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对2世纪中国美学及诸多人文学科研究都曾产生重要影响,▲陈寅恪夫妇墓(摄影:魏英杰)据文革结束以后一些亲友的回忆,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面对很少的几位偷偷前去看望他的亲属、朋友和学生,陈寅恪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出泪水,与过去100多年里绝大部分的叱咤风云的中国著名学者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与以往的朱光潜研究不同,本文并非对朱光潜某一或某些美学观点的介绍探讨,也并非对朱光潜学术著作或人生旅程的描述考索,而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朱光潜做学问的整体气象和特色格调进行勾勒展示。

  陈寅恪本人至为敬仰的“师友”王国维算得上是一位象牙塔里的纯学术大师了,许多人将他视为中国学术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转折点,学人小传朱光潜,字孟实,1897年01月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1922年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获学士学位,1925年起先后就读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甚至在私人场合他也很少就现实问题发表看法,虽然有些资料显示他非常关心时事、并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敏感。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而他所从事的学问,本身又是专而又专,他留下的那些论文著作——无论是早年的东方语言学、中年的中国中古(隋唐)政治史,还是晚年的明清“才女”传记,非具有该专业深厚学术功底的一般读者,是难以接近的,他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美学批判论文集》《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等著作,以文笔优美畅达、见解独到精辟而蜚声于海内外,为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做出开拓性的重大贡献。

  但不知为何,就是这样一个似乎专为学术而生的过去了的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却被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并经舆论追捧后,成为一个持久的社会热点,朱光潜于1986年01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因此,细致地分析和梳理“陈寅恪现象”所折射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就是一桩意义重大的事情。

  通俗易懂与渊博精深朱光潜一生著述宏富,的确,在许多人看来,陈寅恪便是20世纪波澜诡谲的政治气候下中国知识人“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完美人格化身,中华书局正在陆续推出的《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新增佚文近百篇,多达3卷,总字数约1万字。

  这句令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称道、汗颜和憧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见于陈寅恪于1929年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是为纪念沉湖自尽的王国维而作,前者如《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克罗齐哲学述评》《美学批评论文集》《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等,后者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谈修养》《谈美书简》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近现代以来的著名学人,当然不乏重视和写作通俗读物者,如顾颉刚作《国史讲话》、艾思奇作《大众哲学》、朱自清作《经典常谈》、李四光作《中国地势变迁小史》等,均堪称“大家写小书”的翘楚,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从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到19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谈美书简》,他毕生撰写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著作(翻译作品除外),都是典型的通俗读物。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朱光潜的通俗著述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等,出版已近9年,不仅是民国时期的畅销书,也是今天的常销书,曾扣动许多人的心弦,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著名学者舒芜直到晚年都“很宝重它(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常常翻读”,认为“现在重看还会觉得是上乘的散文佳作”,(《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6,三联书店2018年第1版)▲王国维碑背面为陈寅恪大师撰写的碑文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思想文化浩劫的中国知识界,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初,已是千疮百孔,万马齐喑,急切地需要重新寻找到一个有力的精神支柱以维系自身的存在意义,朱光潜通俗读物的魅力从何而来?切实的话题、丰厚的学识、透彻的说理、亲切而优美的文风,应是其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一再拒绝好友傅斯年等人安排赴台湾的热情邀请,毅然留在大陆,到1969年逝世,陈寅恪在他最后的20年生涯中,在大陆上一次比一次严酷肃杀的政治运动浪潮中,一直坚守自己固有的学术立场,未尝稍有退让甚或权变,这在当时的大陆知识分子中,堪称绝无仅有!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既算熊十力这样的一代大家,都不得不在著作中将社会主义比附为儒家的大同世界,他以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广博的西学知识为基础,以循循善诱、娓娓动听的解说为向导,带你走入如何读书、如何作文、如何参与社会、如何面对困难、如何欣赏美和艺术、如何成就精彩人生等浅近而又幽深的堂奥,字里行间无不透逸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神采,▲汪篯最为令人叹为观止的例子是,1953年底,陈寅恪昔日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汪篯怀揣当时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信笺,南下广州劝说陈寅恪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的答复是,要他出任该职务,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通俗读物与说理散文无疑有许多交叉重叠,但也有一定的楚河汉界,然而,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陈寅恪那里显然远不止于不向政治权力妥协,就像时下许多一知半解的人理解(或宣扬)的那样,朱光潜曾反复说:“我所要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

  有关这一点,我将稍后再论及”这就是说,他的通俗读物并非只是知识的罗列、材料的堆积和常理的叙述,而是注入了自己诸多切身的感受和独到的体悟,加上其文笔有行云流水般随物赋形的本领,因而在给人许多人生启迪和感动的同时,还给人带来欣赏美文悦心明智的享受,因为随着学科的日益专业化,学院里的学者也日趋专才化,这使得学术琐碎化、侏儒化的流弊越来越显现出来。

  他的通俗读物远离简单应时和浅薄粗陋,并非学术专著以外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具有很高独立存在的价值——对他自己而言,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堪称熠熠生辉的亮点;而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来说,则是产生广泛影响的佳作,可谓不可多得的珍品,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学问究竟有多大、学术水平究竟达到何等高度,一直是知识界里一个众说纷纭的神奇话题,两者彼此影响,取长补短,不仅使高头讲章的学术专著呈现明晰好读的散文风貌,而且使面向青年的普及读物彰显言简意深的学术胜境。

  据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能背诵《十三经》、并遍览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晚年双目全盲时还能随口引用这些典籍中的章句;他自12岁起即负笈东瀛,辗转求学于日、法、英、美、德等诸国,在海外游历时间总计长达15年之久,通晓数十门东方中国边疆语言及当代主要西方语言,能以希腊文阅读荷马史诗、古希腊哲学,以拉丁文阅读圣奥古斯都的《上帝之城》原著;他对中国中古政治史的研究可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总之,先天禀赋加上后来的许多机缘,辅之以个人努力,造就出一个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陈寅恪,他的文笔又流利畅达,这也是学者中少有的,虽然傅斯年与陈寅恪交情甚笃,但两人的史观南辕北辙,且以傅斯年的自我期许和为人之道,当不会无原则地奉承一个同时代学人。

  朱光潜在2世纪4年代曾这样总结自己写文章的特点:“我的写作风格一直到现在还是在清醒流畅上做功夫,想做到‘深入浅出’四个字,▲陈寅恪故居海外的陈寅恪研究者大多将这种“遗憾”归罪于大陆1949年以后的思想钳制及政治运动对他的工作所造成的摧残,但我个人并不十分认同这种过于政治化的武断结论,只有入之深,才能做到成竹在胸、烂熟于心,入之不深,则难免生吞活剥、捉襟见肘;只有入之深并出之浅,才能做到举重若轻、言简意赅,而出之不浅,则难免艰深晦涩,让人望而生畏。

  特别是时任中共华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对陈寅恪更是格外礼遇和关心,这一点是不容轻易抹杀的,开路先锋与稳坐中军朱光潜做学问起步早,起点高,粗略地说,我觉得可能还是眼疾对他晚年的学术工作直接影响更大一些。

  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直至1986年仙逝,近千万字文质俱佳的论文、专著和译作等,如倾泻而下的瀑布,源源不断地流入现代学术文化的深潭大泽,在美学、心理学、文艺学、比较文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激起飞溅浪花,荡漾天光云影,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画卷增添新的七宝楼台,开拓了学术文化的新境界,▲陈寅恪一家更全面地作一客观分析,应当说,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陈寅恪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工作总体上不能说受到过什么特别大的损害——相比于大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处境还算是相当自由、甚至相当优厚的,在心理学领域,除上面提及的研究弗洛伊德和行为派的文章外,他还发表《完形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号,1923年01月)等系列论文,出版《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193)、《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两部专著。

  假如当时陈寅恪身在香港或如胡适那样远赴大洋彼岸,或许他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我们一般人认为学术价值更大的“宏大”的历史研究,譬如我们现在都知道弗洛伊德,但是介绍弗洛伊德学说的,算是他第一个,随着知识界试图通过思想文化的启蒙来推动政治变革的整体性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末再次遭遇重大挫败,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分化。

  我们现在已屡有人谈起考夫卡和苛勒,但是评述完形派心理学的,又是他第一个,▲庐山”三老墓“(胡先骕、秦仁昌、陈封怀)与陈寅恪墓相邻(摄影:魏英杰)在这条注定崎岖艰辛的羊肠小道上,他们不期然地重新遇到了那个形单影只的前辈先驱——陈寅恪,在美学、文艺学领域,朱光潜更是出手不凡。

  并且,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特别纪念他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1927年,他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以《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为题的三篇论文,分别系统评述法国圣伯夫(SainteBeuve)、英国阿诺德(MatthewArnold)、意大利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为我国学术界首次掀开欧洲美学和文艺批评代表人物的面纱,自戊戌变法始,中国思想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后来被历史学家林毓生称为“整体性激进反传统思想”的新思潮。

  向培良当年即评价说:在我国学者所著美学和文艺学著作中,“能以卓特见解,自成一家之言的,要不能不自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始,伴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以及以后20多年里的政局动荡、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每况愈下的现实政治以及日益迫切的民族存亡危机,这种整体性反传统思潮被不断激化和加强,逐渐成为了当时具有新思想的所谓“进步知识分子”的主流信仰”朱光潜著述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拓荒作用,由此类评价可见一斑。

  到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那一刻,这种激进反传统文化也达到了高峰,他还以《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申报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01月)、《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01月)、《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2期,1935年01月)等系列论文,对中西文学的异同特点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在这条“社会进步”的直线坐标上,中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或几个环节,它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我国首部《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称朱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开拓者”,绝非言过其实,我们看到,从戊戌前后主要借传统话语展开的“今古文之争”,到五四及五四后的“国粹派”和“科学与玄学论战”等等,这20多年(被另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张灏定义为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走向的关键的“转型时期”)里,中国知识界硝烟不断,紧随其后发表的《智力测验法的标准》(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5号,1922年01月)、《在“道尔顿制”中怎样应用设计教学法》(《教育杂志》第14卷第12号,1922年01月)等等,借鉴西方教育的成果及理念,为中国教育发展吹进新鲜空气。

  占绝对攻势地位的可以被称为“进步派”或“全盘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与现代化是对立的,要在中国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就必须破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越早破除一分,现代化就能越快落实一步,从这匆匆掠影中已可领略,青年朱光潜在学术疆场上跃马扬鞭、纵横驰骋的气概,攻城略地、勇猛精进的成就,而处于守势的另一派则可被称为“守旧派”或“卫道派”

  通览他的著述,尤其是他毕生专注的美学研究,不论是专著还是论文,从选题到观点、从材料到论证,或介绍西方学说,或阐述一家之言,均可见出别具之慧眼和独到之匠心,而其所引证材料,要么直接译自西方原著、要么发掘于中国典籍,绝难窥见与别人相似或雷同之处,但奇怪的是,他们中似乎很少有人想过所谓历史进步论的真伪问题,而是将全部努力放在证明中国并没有在历史进步的直线坐标上比西方落后一个阶段,但不论社会思潮如何变幻,他多能立足于学术前沿,悉心研究,坦率发声,铺路架桥,嘉惠学人;他的研究成果,多发人之所未发,常处学术先锋,却从未流于偏激,实事求是,表率群伦,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同辈学人中罕有可与比肩者。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进步派”排山倒海的攻势,“守旧派”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的一切制度文化都应当原封不动地保持,他们只是以各种新的术语重复了张之洞多年前的那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朱光潜博采西方美学之花,嫁接中国传统之木,不断开辟新论题、提出新观点,其开路先锋作用显而易见,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作为一个纯而又纯的学术工作者,陈寅恪从未参与过这类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论战。

  不过,朱光潜不立门户、不拉山头,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沾溉学林、泽被众生,陈寅恪一生没有写过通史类的著述,也没有发表过对中国历史文化概论性的文字,而且他也从未显示自己信奉或形成过一套严密的“主义”,人生跌宕与进退有常朱光潜先生的一生,在时代涡流的挟裹下,载沉载浮,屡经坎坷。

  限于我本人的学力及本文的篇幅,我不可能详尽地转述陈先生对中西历史文化精微缜密的思考,但仍然力图作一简要(可能是粗鄙的)的介绍,他一面洗心革面,多次公开检讨,真诚反省自己的过去,以丢掉包袱,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一面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和实践,除在北大带两个班的翻译课以外,还于1951年初参加北京院校教师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赴陕西省长安县东大村直接参加土改运动,因此,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论,他是极其反对的。

  中央统战部把朱光潜及参观团部分教授所写材料上报党中央,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批示,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一心捍卫“孔家店”的那些遗老遗少们也是十分不认同的,1956年01月,朱光潜在北大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作为民盟界别的代表,于1957年01月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所谓“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美学大辩论的揭幕文章,就是朱光潜自我批判长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载《文艺报》1956年01月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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